這兩個新聞學都是解決目前新聞困境的主要思考方向。現今的新聞困境，因為媒體被公關以及市場牽著鼻子走，淪為市場導向、行銷、以獲取利益為指標，也因為和政治的掛勾，政商關係密切，不得不被牽著鼻子走。而以往要求的「中立、客觀、事實呈現」也會造成媒體原原本本的播出政治家所刻意控制的面向，這樣的結果，使得現今大眾普遍不信任媒體，覺得新聞不值得一看。

認為記者應該扮演超然的、客觀的、中立的、不帶情感的報導者，記者應該要報導事實，並且對於民主、學者專家提出的意見，記者客觀理性的反映出來讓大眾了解，基本上，調查新聞學派認為，一般社會大眾不具有統治的權利，但是交給精英學者，可以為大眾做出正確的決定，而記者可以監督這些人，報導被隱藏起來的弊端，最有名的例子，就是「水門案」。

但是調查新聞學的缺點，從「水門案」以來，造成了媒體紛紛效法，為了扒糞而扒糞，記者也幻想當起英雄，捕風捉影，尋找第二個「尼克森」，或者專供專欄報導、揭露八卦，製造銷售量，目標轉變成為了營利。這樣下去的結果，造成民眾看了報導後對政府失去信心，對政治新聞厭煩，認為媒體和政府一樣不值得信任。而政府方面，為了避免媒體的糾纏，在公關上面發展，控制媒體報導的內容，或者尋求律師，對媒體提出告訴。

而為了客觀中立被公關影響的媒體，則是照著「表面上的事實」去報導，沒有達到監督的功效。另外，由於崇尚「揭發弊端」迎合讀者市場，記者真正可以著手調查的時間很少、每天追著大量的垃圾新聞，忽視了「調查新聞」的真意。而且也很可能成為政治家的共謀者。

依照公共領域的觀念而來，在十八世紀，公共領域是民意對抗政府強權的重要方式。眾人集結起來，提出意見，透過辯論等方式說服他人，經妥協之後，「民主」的方式共同形成民意。公共新聞學認為媒體這個「公共領域」已經失去了大眾的基礎民意，淪為政治、商業展現權力、展現權威的領域，所以公共新聞學，提倡以民意為依歸，讓新聞媒體變成一個大眾為導向的「公共領域」。並且透過靠近人民，遠離政客，記者才能聽到真正的聲音，確立大眾能夠參與民主、參與政治的決策。

另外，公共新聞學不同於調查新聞學要求記者屏除「個人情感」，公共新聞學要求的是記者的涉入，「客觀的事實」不代表記者只是單純的正反陳述，保持中立，而是在涉入新聞的過程中，去分析，去找到對事實更有力的證據，驗證事實之後，提供透明化的證據，讓事實更有力，自然就是更具備客觀性，而不是只是一味的要求記者在形式上的中立客觀。而公共新聞學的做法，讓民眾參與議題，和記者共同討論，發表意見，然後向中央提出疑問，要求政府解釋。從大眾的角度切入，將新聞的重心由記者轉到大眾身上。這時候記者與大眾站在一起，不再是以前站在中間的中立者，而是與民眾共同發聲的人。

但是公共新聞學會被質疑的，則是這些民眾到底是憑什麼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？或是記者們看似失去了大多自由報導的權力，但是決定怎樣的議題還是操作在記者的手中，或者這些民眾只是特定的一群人，而民意便被操縱在這少數一群人的手上。（我想到的是收視率調查，也是針對某一群人看的電視，做出統計，但是願意被隨時監看調查正在收看什麼節目的人，通常都是社會的較低階層，這時候，收視率就掌握在這些人的手裡，無法做到客觀　或者是像現在很多記者都會上台大的ＰＴＴ，但是ＰＴＴ裡面的是少數年齡層、少數學校學生的意見，並且在這個族群裡面的個體大多會受到他人的影響，被同化，但是無法代表全部人的意見，經由媒體報導之後，很容易誤導社會大眾：原來大學生的想法就是這樣啊！或者：原來現在大學生都在做這種事情等等之類。）

所以要改革媒體現今的處境，我們必須重拾「調查新聞學」取其不畏辛苦、不厭其煩的精神，對於統治者提出疑問，審視他們的政見，揭發說謊的人，也要取「公共新聞學」的新的理念，集合民眾的力量，這樣記者做出來的新聞將會更透徹，也更貼近民情，讓大眾的心聲得以被聽見。

而在現今科技發達的社會，網路資訊流通便利，人人都可以成為記者，這樣一來，記者更是必須找到自己的定位，找出大眾的民意，做只有記者能夠接觸的深入調查，查出大眾想要知道的事實，這兩項新聞學如何取其要領，或許是記者找回聽眾的重要道路。